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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直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,我才不得不放弃寻找,气得我和胖子坐在地上无奈地摇头。一夜消磨,心里的悲愤倒是平消了不少,也许害死老羊皮的那只黄皮子,就是遭到天雷击杀的这一只,即便想报仇雪恨,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目标了,既然龙符已丢失了,只好找些正事来做,帮着老羊皮料理后事。

老羊皮自从解放后就默默无闻,他不用隐姓埋名也没人清楚他的过去,可能是他的身份太普通太平凡了,所以他的死也轻于鸿毛,除了我们三个知青和他的儿子儿媳,没有别人把他的死太当回事,更没有什么正式的追悼会,一切草草了事。

等这些琐碎之事告一段落,从老羊皮死后,始终没见再有黄皮子来找麻烦,我和胖子已离开插队的大兴安岭将近二十天了,不得不向丁思甜说再见了。先前我来草原的时候,还想跟丁思甜谈谈婚姻大事,没媳妇的男知青最发愁做饭这一关,既然在内蒙落户扎根干革命了,早点成家也是给组织上减轻负担,要是有戏就赶紧打报告确定恋爱关系,可没想到出了许多意外,老羊皮一死,谁也没心情再提此事,三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,挥泪作别。

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大兴安岭山区的岗岗营子,因为现在这时候山里已经是大雪封山,交通隔绝,不到明年冰雪消融是甭想回去。我打算回福建看看老爹老娘,他们都被指定“靠边站”了,我插队半年多也没收到他们的信,心里难免有些记挂,想利用这段时间回家探亲。

而胖子不想回福建,他爹妈都在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因病去世,这世上仅有他一个姑妈还住在南京军区,他想趁春节期间去探望探望姑妈,于是我们计划从海拉尔坐火车到北京,然后转车南下南京,当时我们身上穷得丁当响,到海拉尔才想起没钱买火车票。

胖子把脑袋一晃:“妈的,咱们上山下乡是为什么?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干革命啊,干革命坐火车还买票?这还是人民的天下吗?没有这个道理嘛。咱就不打票,列车员来查票看我怎么教育她的,太不像话了,别忘了这火车是属于咱们广大人民群众的。”

我对胖子说:“革命群众坐火车还要凭票是不像话,不过现在不是大串联那时候吃住行都免费,列车员查票也是分内的职责。为了避免跟女列车员同志之间发生人民内部矛盾,我看咱们还是要采取点策略。以我的经验来分析,从海拉尔到北京没儿个大站,沿途查不了几回票,每到大站之前咱们就先下车,徒步走一段,然后过了大站再混上车。”

胖子说:“虽然铁脚板是咱们队伍的光荣传统,可要照你说的见大站就走,那还不得把腿走细了,长征真是太伟大了,咱们跟革命老干部可没法比,现如今就连咱们的队伍也机械化了,不兴再指着两条腿硬走了。我看还是坐霸王车比较省事,我就坐那,我他妈看谁拽得动我。”

我们俩合计了半天,充分理解了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这话是什么意思,没钱连革命都革不了啊,真佩服咱们的队伍当年能从标枪大刀,一直发展到今天陆海空三军,坦克大炮全有了,真是太不容易了,可问题是我们光想这些也不顶钱使。

我和胖干是一筹莫展,正发愁之际,我忽然摸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,一掏出来竟然是十块钱,胖子翻了翻口袋也摸出十块钱来,二人一怔之下,这才恍然大悟,钱肯定是丁思甜的,她知道我们没路费,悄悄把钱塞在了我们衣兜里。可她哪有钱,大多数知青一天记五个工分的时候,普遍是三分钱一个工分,一个月能赚多少钱?丁思甜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她上边有三个哥哥,听说有两个是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上山下乡的,由于文化程度高,都被插队地区安排了一些重要的宣传工作,拿工人阶级的工资,一个月三十来块,很可观的一笔收人,这些钱在农村怎么花都花不完,肯定是她那几个哥哥给妹妹用的。

我和胖子捧着钱的手都发颤了,那时候对金钱没有太清晰的概念,只知道钱好,能买糖买烟,可钱不能多了,一多了就贪图享乐,精神堕落,思想腐朽,生活糜烂,容易走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,不过当时我们已经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念头,将来要多赚钱,钱是万恶的,但钱是有用的。

总算是有了买车票的钱,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坐上了驶往北京的列车,一路辗转来到了南京,这时候早就已经花没了,胖子又从他姑妈家给我借了二十块钱,把我送上了火车,他在站台上跟我约定,明年回去的时候就直接在岗岗营子见了,来年在山里要多套狐狸和黄皮子,再去草原上看望丁思甜,共商关干参加世界革命的大事。

列车已经缓缓开动,我从车窗中探出手去跟胖子握手告别,想不到这一别就是十多年。这十来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,我回福建之后就阴差阳错地参了军,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,可比不得当知青逍遥自在了,加上头几年又是随军在昆仑山执行秘密任务,根本无法和外界进行通信联系。